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斗争。
奉军入驻权力中心、张作霖成为北洋政府当之无愧的掌门人后，这种斗争更是到达了白热化的程度。
郭松龄和担任奉天省高官的“财神爷”王永江一样，不愿见到民众流离失所，军阀内耗，主张“精兵强卒、保卫桑梓、开发东北、不事内争、抵御外侮”。而士官派首领杨宇霆则善于揣摩张作霖的心思，极力主张奉系势力向中原地区发展，深得后者宠信。
杨宇霆天生聪颖，16岁便取考中秀才，大清废除科举之后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，所以他率领的政治派系叫做士官派，与郭松龄为首的土鳖军官学校毕业的陆大派并驾齐驱，甚至在张作霖当政时更胜一筹。
郭松龄在行军打仗上面有大才，却也恃才傲物，颇以一身风骨为荣。又因为他性格耿直，不屑于逢迎拍马，在事后分赏上便难免落了下风。
张作霖原先预定由姜登选去接江苏，郭松龄去接安徽。不料杨宇霆也想要个地盘，结果杨宇霆去了肥美的江苏，把姜登选挤到了次一些的安徽，郭松龄则落了个空。郭在作战中身先士卒，冒了极大的风险，结果得到的待遇远远不及两个他瞧不起的废物，心中自然极为不满。
事实证明，杨宇霆、姜登选确实不如郭松龄，两人去了江苏、安徽没多久就断送了三个师的兵力，将苏、皖两省齐齐丢失。奈何他们二人精通文过饰非的艺术，丢了地盘回来后，在张作霖面前依然要风得风、要雨得雨。
郭松龄在奉系军阀士官派当道的执政上看不到未来的希望，他迫切地希望自己的精神导师孙中山能够执掌大权，或者更加开明的张学良早日继位，将积弱的中国从漫长的内耗中拯救出来。
然而，让他失望的是，孙中山于1925年春溘然长逝，留下革命未成身先死的遗憾。
也许在不为人知的地方，郭松龄曾为偶像流下若干泪水。这无奈并且悲伤的命运，难道中国的军阀内战当真要一直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么？
压到最后一根稻草、让他决定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，大概是张作霖不惜同日本人与虎谋皮也要上位的野心。
1925年10月初，郭松龄作为奉军代表前往日本，偶然间得知张作霖拟以“落实二十一条”为条件，取得日方供给的军火，从而进攻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。此事激起郭松龄的强烈愤慨，认为“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，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，出卖国家......无论如何不能苟同。”
10月下旬，张作霖命令郭松龄去天津部署进攻国民军的事宜。他干脆抓住这一时机，安置亲信，与冯玉祥结为联盟，为倒戈反奉作准备。
11月13日，张学良在天津召集郭松龄、李景林等将领开会，传达向国民军进攻的密令。郭在会上公然抗命，痛切陈述不可再战。冯玉祥、李景林暗中共同支持郭军反奉。
21日晚，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、杨宇霆的“清君侧”檄文电报，提出三大主张：一是反对内战，主张和平；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，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；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，改革东三省。
23日，郭松龄率领着七万大军，气势汹汹、浩浩荡荡向奉天进发，一场血战即将拉开帷幕。张作霖乍闻噩耗，还是顶着张学良的名头，差点以为儿子要造老子的反。弄清真相后，他速速指派与郭松龄情同手足的张学良前去平叛。
24日，张学良匆忙赶到秦皇岛，希望劝说郭松龄罢兵言和。要知道，郭松龄的部队，其实就是张作霖划分给张学良的精锐部队，自家人打自家人，真是本自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
27日，面谈要求遭到拒绝后，张学良给郭松龄写了一封劝解信，信中言辞恳切：
承兄厚意，拥良上台，隆谊足感。唯良对于朋友之义，尚不能背，安肯见利忘义，背叛家父。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，经营东北者，我兄自为犹可耳。良虽万死，不敢承命，致成千秋忤逆之名。
君子爱人以德，我兄知我，必不以此相逼。兄举兵之心，弟所洞亮。果能即此停止军事，均可提出磋商，不难解决。至兄一切善后，弟当誓死负责，绝无危险……学良顿首。
先是表明自己绝对不敢反叛张作霖的态度，随即向郭松龄做出保证，表示如果此时收手，他和父亲必定既往不咎。
郭松龄既然竖帜反奉，自然经过深思熟虑，而且他认为自己此举多为公义，远远重于他和张学良之间私下里的交情。因此，他对张学良声情并茂的劝说置之不理，只简短回道：
成则公之事业，败则龄之末局。
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我要反奉成功，张学良你便可以不用再蹉跎下去，立即上位成就一番事业；如果我败了，那大丈夫自然认栽，左右不过是我郭松龄的末日。
郭松龄不愧是奉军第一人，亮剑之后势如破竹，没多久便突破了锦州防线。他的先头部队，已经到达了张学良幼时和母亲一起居住的新民，距离大本营奉天不过一百多里路。
由于事发突然，张作霖当时能调动的兵，只有奉吉两省的十多万非精锐部队。身处黑龙江的部队，因为铁路掌握在拒绝放行的俄国人手里，一时半会儿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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